高考40年

　　不苦不累，高考无味;不拼不搏，等于白活。下面是由出国留学网高考栏目编辑为您整理“白岩松：恢复恢复的是公平和梦想”，希望对您有用。

　　1983年，15岁的蒙古族少年白岩松进入内蒙古海拉尔二中，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一学生。他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哥哥。他对当时生活的记忆是“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

　　10年后的1993年，25岁的白岩松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工作，成为第一个在《东方时空》露面的新闻主持人。4年后他将主持香港回归大型直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型新闻直播，他将站在世界瞩目的舞台。

　　这像是两段没有交集的人生——“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高考，上哪儿上演去?”白岩松说。

　　【高考关键词】

　　定向招生

　　定向招生是指在招生时就明确毕业后的就业方向的招生办法。这种定向就业的招生形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学生到农村及比较艰苦的地区工作，农业、林业、矿业、地质、煤炭、石油、水电、建材、气象、测绘、轻工、司法等部以及国防军工系统所属的某些学校，可分别按隶属关系面向农场、牧场、林场、矿区、油田、野外地质队、水电施工基地、气象台站、盐场、劳改劳教场所和国防军工三线等地区招生，毕业后到这些单位和地区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在所属高等学校国家任务招生计划中，确定适当比例，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谈高考情景

　　“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强的名校概念”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高考分数吗?

　　白岩松：483分。当时我过了重点线30多分。那时候的高考，首先要看过没过线，接下还要看过没过重点线，能不能上你的第一志愿。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北京广播学院?

　　白岩松：这是一个偶然，我觉得人的命运确实有很多偶然性。我母亲是一个老师，她的一个学生比我高两届，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我高考那年，这个学生到我家拜年。我听见她跟我妈在聊，说广院如何如何好，比如考试很容易过，总看课外书。我当时就想，嘿，这学校挺好。然后我就一查，发现这学校确实不错。从那一年的春节，我就确定要考广播学院。

　　新京报：就因为“考试容易过，总看课外书”?

　　白岩松：当然还是我想学新闻。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想考新闻系，当时热门的是法律和经济。我们这两个人的名字还都有“松”字，另一位叫刘劲松，是个女生。我们俩还互相分配了一下，我说我喜欢广播电视，你喜欢文字，那你考人大，我考广院，免得咱俩同业竞争。后来她上了人大，我上了广播学院。她的分数也要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新京报：如果多给你一百分，你还会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吗?

　　白岩松：依然是它，即使我所有的科目全考满分，我也选择广播学院。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大家没有那么强烈的名校概念。

　　我媳妇也是广播学院的，比我低三届。她是江苏的前几名，镇江的文科状元，可以选择中国所有的学校，但是她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富余很多分。我的同班同学考上了北大历史系，但是他家里觉得他身体比较弱，希望扔到军校练练去。于是他放弃了北大，去了廊坊的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的确一学期过后他的身体就好起来了，那你说他受益了吗?

　　但是反过来是否也在说明，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挑选我想去的学校和专业，不像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我喜不喜欢另说，我得去这个学校。”我觉得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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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就会有回报!出国留学网高考频道为你带来“77级高考考生程水金 至今不知高考得多少分”，感谢大家浏览本页面，更多高考资讯尽在高考频道!

　　现任南昌大学“赣江学者”特聘教授，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程水金，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华中师大的中文系，随后又一路读到了博士。“高考无论对国家也好，对考生个人也好，都可以说真的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那年，国家还全面动员高考，打出来标语“勇敢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当时的人都踊跃报名参加。“报名的人非常多。我记得很清楚，生产大队里面还专门派了一个人给我们做饭，就住在考场周边农家里，在那里打地铺睡觉。而我们自己带米，还带一捆柴火。那时候农村只有用棉杆烧火做饭。”

　　程水金说，1977年考语文、政治、数学，还有历史和地理放在一张卷子上，不考外语。如果报考外语专业的，就加试外语。“那个时候我们考试还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先考完之后估分，然后填报志愿。我们那时候不是这样的程序，是考完之后，什么都不知道，分数也不告诉你。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高考总分究竟是多少。”

　　据程水金回忆，当时12月份考完试，也就是刚刚过完春节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去检查身体的电话通知。当他入学时，才发现同学之间年龄竟有相差10岁的。“我当时上大学还算是年龄偏小的。比我们更小的就是应届毕业的。当时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招了6个班，一个班大概30个人，在180个人里面，大概只有五六个应届生。应届生最小的是1960年，我是1957年，那时才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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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今年的高考又要到了。今年是恢复高考40年，这一对当代中国人有着巨大影响的制度，这几日也不断在引发话题。著名社会学家李强在一篇热传文章着重强调了高考的教育公平意义，认为恢复高考40年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走后门”。这一看法引发了相当多共鸣，认为高考为鲤鱼跳龙门创造条件，在防止阶层固化方面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在未来，还能指望高考在教育公平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吗?

　　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高考制度还有不少弊端可以改进，目前也正走在路上

　　近几年来，每到高考的时候，教育公平都是反复被提及的主题。虽然高考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闯独木舟”，但在绝大多数人的记忆和情怀中，高考依然是足以改变命运的一件大事。而不管是“鲤鱼跳龙门”还是高考失利郁郁不得志，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高考至少是凭本事来拼搏。所以，当一些学校在高考期间挂出“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这样的标语时，很多网友都高声叫好。而著名的安徽毛坦厂中学的万人送考场景，也年复一年成为新闻热点，人们意识到这是应试教育的印记，但这种“高考工厂”所承载的教育公平意义，却也越来越被人们珍视。

　　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又一次引发关注

　　社会学家李强这篇谈恢复高考40年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情怀，他谈到恢复高考前，“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而高考恢复，“给了大家公平起点”，“恢复高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还谈到了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高考对抵制“走后门”的巨大意义，他总结称“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提出说高考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办法综合性考察人才，但是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公正的理念，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大。”

　　所以，李强在谈到高考改革方向的时候，也是希望从教育公平角度入手，认为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等等。这一看法也理所当然得到了网友的力挺。

　　的确，目前高考高招制度，人们关注的隐忧，也主要集中在公平方面。从很早的时候起，教育官员就担心“只按照考试分数来选拔人才”，会造成很多问题，因此高考高招一直存在些不少公平性成疑的“漏洞”，比如各种各样的加分、疑似倾斜优势省份的分省命题等等。不过，近些年来，教育部门已经多次表态要想办法改进。

　　比如，清理高考加分数年来已经成为趋势，“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种猫腻嫌疑很大的加分项要清理，数学奥赛等加重学生负担的加分项要清理，现在促进高校招生多样化的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加分也要清理。

　　又比如，回归全国卷也成为趋势。2015年3月初，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高考国家统一命题范围将扩大，2015年新增3个省份，2016年再扩大7个，2016年全国共有26个省份使用国家考试中心命题试卷

　　另外，广被诟病的“...

　　努力就会有回报!出国留学网高考频道为你带来“2017年“新高考元年” 会有何突破?”，感谢大家浏览本页面，更多高考资讯尽在高考频道!

　　2017年高考今天开考。今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两地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高考改革风向标。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命题、招生制度一直不断调整，“新高考”被认为是力度最大的一轮高考改革，有哪些突破?哪些经验可以推广和复制?

　　焦点1 一考定终身是否打破?

　　2014年发布的意见指出，当前招考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目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也大多采用这一模式。

　　拥有多次考试机会让考生轻装上阵。浙江考生小新说，他3门选考课程分别为物理、化学和地理。高二时已经都考了一遍，成绩还不错。高三时又考了一次物理和地理，心态比第一次放松很多。考生小王的选考课程是历史、化学、政治。他说，高二时三门考试成绩都很不错，有一门满分。高三再考，只是想试试能不能做得更好。

　　焦点2 学生选择性是否增加?

　　上海、浙江两地“3+3”新高考方案取消文理分科，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政”、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3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浙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由60%下降到17%，选择传统文科的由40%下降到10%，更多学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

　　记者采访发现，越是学科倾向明显或越早进行职业规划的学生，就能越好地运用选择权。反之，如果学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在选择考试科目时则容易困扰。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教师杨春林说，从教近20年，他发现有的学生掌握知识能力表现优秀，但对未来职业、人生却没有起码的思考和规划。新的录取方式，倒逼考生和家长提早关注这些问题。

　　要真正满足学生的选择权，还必须在教学上进行相应改革。从上海、浙江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些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存在一定困难，但选课制、走班教学、分层教学、分组学习已成为新常态。

　　上海市格致中学今年有8个班级300多名同学参加高考，教研室主任何刚告诉记者，高一一结束，除了语数外在原来的行政班级上课外，学生们就进入了走班制适应期。学校根据不同科目组合设立了10余个走班班级，并根据学生需求定时调整，开辟特定的走班教室，门口贴有课表。学校还特设了副班主任，加强对负责走班教学教师的联络沟通。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校难免出现了某类教师短缺、某类教师过剩的问题。经过不断摸索，沪浙探索出教师“跨级”“跨校”走班，以及大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的分层教学模式。

　　焦点3 录取模式有何创新?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说，“新高考”改革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是尊重学生选择权和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实现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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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如霞(前排中)，山东财经大学退休教授，1977年参加高考，之前为工厂女工。这是她在上学前和工友的合影留念。

　　1977年,关闭十余年的高考考场重新开启,也重新开启了无数人的命运。恢复高考40年,伴随着全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步伐,山东的高考改革也在探索中前行。高考改革,更加尊重教育公平。2017年,山东启动新高考改革,被称为高考改革新元年,选考科目不断调整,探索多元录取的评价方式,考生的自主选择权也在慢慢扩大。

　　恢复高考

　　迎来改变命运之机

　　恢复高考前,从1966年到1972年的6年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1972年,高校恢复招生,但实行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同时,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十年中积压下来的570多万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男女,从车间、农田、军营……走进了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考场。

　　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强,是恢复高考的1978级考生,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推荐’,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恢复高考,才是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的起点。”

　　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彭欣,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级学生。他18岁高中毕业后下乡当过知青,进厂当过工人。“如果没有高考,我顶多算一个优秀的中药炮制工。”而现在的他,是德高望重的中医教授,治病救人,传道授徒。

　　彭欣的大学毕业照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守森更是坦言,“我祖辈皆农民,对于一个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之子来说,高考确确实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谈起现在的高考制度,彭欣禁不住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几句话。“考大学是发奋成才的最好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不过,读大学和不读大学完全不一样,高考制度还是当今社会竞争体系中最公平、最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上这么多的岗位竞争与人员选拔机制,最严密最公平的还是它。”

　　从考查知识点

　　到注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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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2017年的高考又将到来。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1977年10月，《人民日报》上一篇《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文章，吹响了高考的号角，也重燃了青年们求学的梦想。四十年来，跟随时代的脚步，高考也经历了几次大变化，而不变的是它催人奋进的精神。高考在即，中国日报网带您回顾四十年间的高考变化。

　　恢复高考

　　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当年冬天，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录取率4.8%，这也是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

　　时间小变化

　　高考始于1952年，当年6月，教育部规定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这时候的高校将秋季学期视为一个学年的新学期，故高考时间定在暑期7月。1978年以来，也一直延续了这样的时间。每年，考生和家长都在炎热的夏天迎来高考。

　　直到2003年，全国高考提前至6月份。据当年媒体报道，我国南方的许多省份，7月洪涝灾害和台风频发，给高考的组织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教育部为方便学生考试，同时考虑气象和自然灾害因素，将高考时间改在6月7、8、9日。

　　科目综合化

　　1977年，高考科目分为文史和理工两类，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加试外语。1981年，外语成为必考科目，文科史地分开，科目变为6门，理科理化分开，要考7门。

　　1999年，广东高考开始率先试行“3+X”方案，“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X”指由高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此后，高考的科目逐渐变成了“3+文(理)科综合”的形式。

　　高考科目的变化，显示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重视。

　　阅卷标准化

　　1990年，经过几年的试点试验，全国高考广泛推行标准化考试。《人民日报》称其为“我国自隋唐以来考试方法和阅卷手段的一个重大改革”。

　　所谓的标准化考试，即试卷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选择题，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另一部分是“主观题”，答案写在试卷上。选择题的答题卡由计算机扫描阅卷计分，主观题由阅卷人阅卷评分，两者相加，即是该科考试的成绩。

　　现在，不光高考，不少考试都采用这样的方法，但在当时确实是“考试、阅卷方法与手段的现代化”。

　　实行标准化考试、阅卷，不仅能把评分的误差控制到最低限度，使考试成绩尽可能反映考生的实际水平，也可以减少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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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远骑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教授，现华夏幸福教育总顾问、总督学

　　面前的这张照片，是我四十年前，1977年10月28日，在我家乡最好的照相馆照——如东县马塘照相馆照的照片。照这张照片时，是为了纪念我的高考通过了预考，也就是我有了参加恢复高考的首次、首场考试的资格。

　　看着这张照片，就想起那场改变我一生的考试!

　　难忘啊!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

　　那是1977年的12月23日。我怀着恢复高考后、实现理想的愿望，走进考场。我的考场在县城的一所小学(当时叫掘西小学)。当清晨的阳光刚好能射进教室的时候，我进了考场，心情紧张而兴奋，紧张是十多年从来没有这样严格的考试，距离学校几百米就有警察拉着警戒线，走进考场，两位监考老师要查验准考证。找到我的位置坐下后，很快扫描了一下考场，发现周边的考生，年龄大多长过我，心里不由得更加紧张起来。心脏像小兔似乎要跳出来。

　　此时，我思绪万千：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生长在偏僻的黄海渔村。小时候，父母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读书，长大了才有出息!”就是父母的这句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求学的道路，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我读的小学，是大队的一所民办小学(当时村都叫大队)，是一所关帝庙改建而成。我家就在庙堂的西北边大约二三百米。庙前有一颗银杏树，挂着一个小铜钟，钟声响起来，我飞脚跑去上课正好。学校就两个班，三位老师。就在这破庙里，我两年读完4年级，(跳两级)。“好好读书”，勉励我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读书生活。就是由于我记着父母“好好读书”这句话，我学习很用心、成绩好，高中毕业就留校做了民办教师。

　　而今，我在考场，有机会高考了，考不好，那不是有负父母的期盼，自然这时的紧张是再正常不过了。

　　考试的时间是上午9点，第一门是语文，应该是我的强项，因为我已经做了四年的民办中学语文老师。当我打开试卷：语文的第一道题是解释成语中加点的字：有“束手无策、万马齐喑、因势利导、言不由衷、防微杜渐、负荆请罪”这些成语中的“策、喑、因、衷、渐、荆”这些，此时，我的心情平静了。因为我心里有底了，我想，得感谢我父母教导我“好好读书”，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接下来，几道题，我也轻松完成了，我那时最怕的就是古文翻译，我一看试题的选文是《劝学》，我复习过，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此时我一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做作文，绰绰有余，可以好好想想，写一篇出色的文章。作文考题是以《苦战》为题，写一篇记叙文。看了题目，我脑海里立刻想起我高中刚毕业时去参加的围海造田，那时的口号就是：向沧海要良田，这正时一场苦战，向大海宣战，多么合题，我可以说没有费力，写了一篇小小说。我竟然提前十分钟，交卷了。

　　出了考场，心里比较轻松，抬头望去，阳光灿烂，此时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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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段经历，浸透着汗水，在记忆中深深铭刻，直至几十年后回首，仍能清楚记得当年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

　　有这样一个名词，见证过一代代人的青春时光，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与梦想。

　　高考!高考!

　　40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梦想的时代，照亮了中国的前程。

　　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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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破土而出：

　　1977，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1977年，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进考场……

　　正在地质队担任物探操作员的黄大年白天上班，晚上在营营蚊雷中、昏昏油灯下刻苦攻读……最终，成为27万“幸运儿”中的一员，通过高考叩开了大学的校门，后来成为战略科学家，人生命运就此改变。

　　1982年1月15日，黄大年在给同学的毕业赠言中写道：“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新华社发

　　那个冬天，不仅是这些“追梦人”个体命运的拐点，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1977年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支持。

　　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下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

　　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无数曾在迷茫与困顿中苦苦求索的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