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们的父亲
一、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距今已六十年。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杂志正在提倡“民主”和“科学”。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的我们的父亲逝世也已整整40年了。
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年，但父亲的容貌举止，他那爽朗的谈笑声在我们的记忆中是难忘的。他身材不高，载着近视眼镜，夏天穿着件竹布长衫，头戴白盔，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穿着黑色圆口鞋，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呆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那时我们年纪小，正在小学里读书，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父亲是一个“忙人”，在家的时候很少。后来知道父亲那时除了在学校教课外，还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所以下午、晚间常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并为((新青年》杂志奔波约稿。这正是五四运动前一两年的时候。他晚间也不住在家中(那时我们家住在宣外琉璃厂西北园)，而是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宿舍里。其实，高师宿舍离我们家也不远，只隔着一条胡同。有时，我们有事去找父亲，见他住的宿舍中除去床和书桌外，书架上满堆着书报杂志，书桌上除去纸墨笔砚外，有两个黄铜制的蜡烛台最引我们注目，插在烛台上的白洋蜡点得剩下很短的一截儿，四周还有流下来的蜡烛油，父亲曾说过：“夜深人静是读书写文章最好的时候。”那时他经常是在两支白蜡烛光下写文章看书到深夜。
父亲的青年时期，是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中度过的。六十年前我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是北洋军阀专制的统治，政治腐败，社会制度落后。这些都使父亲对祖国的前途十分忧虑。他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文中说：
“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最粗浅的例，如我今年三十一岁，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岁，决无倒退为30岁之理……研究1916年以前之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之进化而言。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张‘保存一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吾自有此心理，而二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敏……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他看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窃夺了大总统的权位，他做总统嫌不够，还想当皇帝，他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就死了。袁世凯虽然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其遗毒仍是存在的。辛亥革命后废除的“祭孔”、“读经”又恢复了，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一些旧式文人打着“保存国粹”的招牌来抵制科学和新知识的输入，以专制独裁来压制民主，祸国殃民，出卖我国矿山铁路的主权，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来维持其反动政权。那真是倒行逆施到了极点!他想要改革封建的道德文章和读经的情况，从哪里下手呢?当时社会上复古的封建势力相当大，不容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幸好，1917年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对北大校务大加整顿革新，还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对文科的课程大事改革，他又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1918——1919两年的《新青年》是由六位教授轮流编辑的，他们是陈独秀、胡适、刘复、沈尹默、李大钊和父亲。他们当时都在北京大学任教，课余聚集在一起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研究如何向封建的旧势力旧习惯做斗争。
1917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发表，他提出推倒贵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