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摘抄

　　制度是一种唤醒，它唤起文明意识、形成文明敬畏，最终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出国留学网小编为大家带来了时事评论：用制度唤醒“文明义务”，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飞机是现代科技的结晶，机场则可谓现代文明的窗口。但一段时间以来，“空怒”“机闹”却不断上演。

　　不久前，因为航班晚点，长沙黄花机场旅客对地勤人员洒盒饭、扇耳光;“五一”期间，一对母女又在太原飞海口的航班上与机组人员发生冲突，并在飞机落地后大闹美兰机场。享受着交通的便捷，文明素质却屡屡“晚点”，让人遗憾，也让人沉思。

　　应该说，“空怒”也好，“机闹”也罢，总是发端于服务纠纷，发酵于情绪失控。乘客本来的诉求并不一定过分，也许只是对延误原因要求答复，或许是对服务不满要求改进，或者是因为利益受损要求赔偿，无论参照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航空公司的服务承诺，都有章可循，也总能解决。然而，维权一旦破开“安全门”，权责分配的图景就变了。从大闹值机台到冲上飞机跑道，从强开逃生门到机上刀叉互殴，不看客观因素、不讲规则制度、不顾公共利益，已经变成了“过度维权”。

　　不仅仅是机场。发生医患纠纷，殴打医生甚至逼迫下跪;道路交通摩擦，直接拉开车门打人;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约架”……现代社会，“权利止于他人的鼻尖”。维护个人利益是权利，但尊重他人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则是义务。各种维权的“偏航”，恰恰显示出权利意识有余、文明观念不足的“落差”。从“路怒”“医闹”到“机闹”，不少人冲冠一怒的背后，是对禁止项了解不够，对权利项认识模糊。而怒也好、闹也好，又照见沟通的匮乏、精神的焦虑以及素养的单薄。最终，不仅扭曲了权利主张的本意，也干扰了他人的正当权益，甚至影响到国家形象。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以“机闹”为例，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各大航空公司也需要反思：如果对乘客的服务更加细致一些，对乘客的焦虑回应更及时一些，“机闹”是不是会少一些。从这个角度看，个人的文明素养的提升，与公共服务的水平，有着强烈的正相关。景区整洁干净，游客也不好意思乱丢垃圾;面对禁烟提示，有心吞云吐雾者也难免心存压力。不管是旅途中还是生活里，文明素养的涵养都需要“两翼齐飞”。

　　良性服务的前置，胜过焦头烂额的处置;而刚性的制度约束，或许需要挺在更前面。而这，既离不开常识的普及，更脱离不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违法行为及时、果断的处理。可以说，制度不仅能把权力关进笼子，也能让权利各归其位，促使更多人尽到自己的“文明义务”。

　　同样以航空为例。在亚航航班泼方便面事件后，韩国真航空在座椅背后放置了提示卡片，注明机上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和处罚方式，提示乘客“制度的在场”。而仅2011年，美国就有超过1.7万名旅客被拒绝登机或被驱赶下机，让人看到“制度的刚性”。应该说，对于“文明义务”被忽视的问题，我国不缺规范行为的法律，但依然柔性有余、刚性不足，在适用上也往往“向下平liuxue86.com衡”。《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公布了多批游客不文明记录名单，不过名单的“强制力”，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可以说，制度是一种唤醒，它唤起人们的文明意识，形成人们对文明的敬畏，最终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构建文明的“平流层”，是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机场上让人汗颜的一幕幕，或许正在提示我们，唯有以制度唤醒“文明义务”，才能让权利的风帆更好地行进，真正抵达文明的彼岸。

　　校园安全牵动人心，这次引起关注的是校服。上海一公司生产的校服被查出含有毒物质，21所中小学采购了该公司生产的校服2.6万余套。

　　主动抽检校服质量、及时公布采购名单，该停穿停穿，该送检送检，校园安全无小事，上海有关方面积极主动的反应，体现了应有的责任意识。尤其是在校服标准付之阙如、生产企业资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及时发现问题、保障孩子健康权，更需监管部门主动作为。

　　“那些年，我们一起穿过的校服”，是无数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校服安全问题，关系每个孩子的健康，也关乎无数家庭的幸福。正因此，“校服有毒”才再次推高校园安全温度计的刻度。实际上，从校车事故到劣质午餐再到有毒校服，这些现象表明，校园不是象牙塔，而是一个衣食住行齐备的小社会。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自然会在校园中呈现。

　　作为社会风险的一部分，学校的教学、后勤、安全、管理等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依靠某个规定，或依赖某个部门解决。校园的围墙再高，独力撑起一片安全净土也力有不逮。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制度盔甲和多方参与，为校园安全构筑立体防护网。

　　据报道，上海多个部门已经在研究如何形成校服监管的长效机制。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在校服生产等问题上，加强监管是职责所在。正如毒校服事件中，即便涉事厂家多次进入抽检不合格“黑名单”，但还是成为众多学校的选择，教育部门“只负责核价”的监管制度，难言科学。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警示，行政管理具有滞后性，更需要多发挥市场和行业组织的力量。客观说，在校服问题上，学校也有困难，校服价格低廉，大厂家嫌利润薄不愿做、愿意做的厂家容易偷工减料。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更充分市场竞争、更严格行业自律，才能更好地满足校服价廉物美的需求。

　　实际上，所谓校服利润薄，也并非“打破成本价”。广东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就曾因收取校服供应商贿赂而落马，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更爆发过“校服腐败窝案”。的确，采购校服、校餐时，学校既是利益相关方，又是质量评判者，显然有悖市场原则，也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可以说，在招投标等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是保障校园安全的关键一步。

　　更重要的，是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谁对学生的健康最关心?当然是学生家长。如若让家长介入校服选择、招标、生产、检验全过程，应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更何况，让学生家长介入校园相关事务的管理，不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有效经验，也是去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中的明确要求。

　　无论是行政监督还是市场竞争，是公开透明还是家长参与，在校园安全上，都需要更广泛、更有效的制度供给。只有各方面给力、各环节发力，才能还孩子以安全、给家长以安心，为美丽校园筑起真正的安全围墙。

　　据调查，有79.7的%的网友反映所在的城市“打车难”。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有8.48%的人表示通常需等待半小时以上，45.29%的人表示打车需等待10-30分钟，只有占总体比例11.68%的人等出租车的时间在5分钟以内。

　　“打车”之所以难，不只是因为出租车数量少，也不只是因为道路拥堵，最让人恼火的是，明明车来了还拒载，或者要个高价——“不坐滚蛋”。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1—2012)》认为，这说明打车难的确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较为普遍的问题。

　　【标准表述】

　　[原因分析]

　　其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人类社会活动的不断多元化都增加了对出租车的需求;

　　其二，随着城市交通拥堵状况不断加剧，为避免堵车影响收入，上下班高峰时段很多司机不愿意跑拥堵路段和主城区，导致市民在一些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附近很难打到出租车;

　　其三，城市建设影响了出租车的使用效率;

　　其四，同进出租车行业不规范，拒载行为屡屡发生。这也是导致打车难的人为因素之一。

　　其五，监管部门无作为，出租车公司无管理动力，民众无维权意识。

　　[措施]：

　　首先，加强监督管理和惩罚力度，优化出租车运营模式。要坚持优先发展公交战略，并调整出租车的运价结构。出租车的市场定位原本是为外来商务旅游人员、城市应急人群出行服务的，通过价格杠杆分流一部分客源，把出租车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同时建立信息化的出租车调控系统并强化监管力度，加大对拒载行为的处罚力度等措施，可以有效缓解打车难的问题。中华考试论坛

　　其次，光靠监管不能治本，还需重新分配出租车行业的利润。司机普遍拒载的原因是载客会赔钱。即便监管的水平提高，只靠监管作用也是有限的。所谓有果必有因，目前出租车“拒载”现象普遍的原因就在于，在拥堵的时候载客划不来。因此，应对拒载，最重要的是开放市场准入资格。开放市场，让个体经营者也能通过拍卖获得牌照参与运营出租车，从而提升出租车行业的整体利润水平，无疑将有助于减少“拒载”现象。而在通讯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个体经营的出租车同样也能提供很好的服务。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租车行业都是这种公司和个体经营混合存在的形式。

　　最后，彻底解决“打车难”，还需提升城市交通能力。其实，“打车难”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城市路面交通过于拥堵，这个城市病，只能通过加快大型公共交通的建设来解决了。

　　2012年，纪检部门立查的案件中，逾四成来自信访举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9日表示，凡是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举报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在公民举报、办案发现和单位移送这三个线索来源中，检察机关受理的公民举报就占到受理总数的70%以上。公民举报包括来信来访、电话举报和网络举报三种。不论哪种形式，实名举报对于强化线索可信度，提高线索成案率和案件侦破率，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如此，倡导实名举报也是对被举报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举报者实名后便有必须承担的相应责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错告和诬告现象。

　　因此，对实名举报优先办理，无论是否成案都应及时回复，这不仅符合查案的职业要求，体现了对公众反腐热情的尊重支持，而且对被举报者也是一种负责态度，对建设清明政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相比之下，匿名举报往往面临核实情况困难，证据信息模糊的问题。但匿名举报往往成为“优先选择”，值得深思。事实上，许多人之所以披着“马甲”曝光爆料，甚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匿名举报，既有对当下反腐环境和效果的无奈，更有出于自身安全的种种顾虑。

　　比如，1月5日，有媒体报道成都红会善款发霉举报人称曾遭软禁死亡威胁，郑州“房妹”爆料人也接到过死亡威胁电话。“匿名举报得不到及时查处，实名举报又被打击报复”，有人概括的举报“潜规则”虽不完全符合事实，却足以警醒我们思考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如何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这既考验我们的气魄，更考验我们的智慧。

　　正因如此，这些年来，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都十分重视举报制度建设。如开通12309、12388举报电话;对BBS等论坛举报形成制度化的条件反射;鼓励密码举报，最大限度地缩小知情范围;适时奖励举报人，正确区分错告和诬告;修改《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尽力营造安全的举报环境等。从实践操作效果来看，这些制度对规范匿名举报、鼓励实名举报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如何进一步打消举报人的安全疑虑、更好地发挥举报价值，依然有许多拓展空间。

　　他山之石，或可攻玉。为保护包括举报人在内的证人，很多国家制定了《证人保护法》，成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在有的国家举报人一旦进入保护程序，将被送往“安全和适应中心”加以特殊保护。这个中心在地图上没有地址标识，既非常隐秘又高度安全。有的国家则允许采用委托询问的方式，制成笔录提交法庭，某些情况下，连法官都不了解证人的身份。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举报人的保护却过于粗疏和零碎，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只能事后惩罚，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很难事先保护。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举报法”，明确案件线索管理、立案、调(侦)查和处理程序，善待举报，反对诬告，从而在借力公民反腐与标本兼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其实，对于公职人员而言，“作秀”也体现了一种进步。这么做，先且不论其是否真正领会了上级要求，但至少表明他感受到了压力，对规定产生了敬畏，并且希望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权力失范面前，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找回丢失的“规则意识”。更多的人回到了规则的桌边，公开大吃大喝的行为就一定会有所收敛。

　　“作秀”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连“秀”都懒得作，甚至只作大吃大喝的“秀”。现实当中，“接待就是生产力”的误区，“国务院好远啊”的懈怠，都是这种改革惰性的体现;在个别干部的潜意识里，吃吃喝喝俨然已经成了一种“工作福利”，“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吃喝的理由越来越冠冕堂皇。

　　“作秀”要看目的，也要看结果。一时做，叫“秀”;如果天天做，就很难说还是“秀”了。经济实惠的工作餐多了，挥霍浪费的宴席也就少了。可以说，公款大吃大喝行为从明目张胆到有所收敛，再到不敢乱来，体现的是权力的收敛和习惯的养成。只要约束的口子一点点收紧，不适应也就慢慢会变成适应，作秀最终就会成为作为。2012年，温州出台公务接待细则，规定工作餐标准为60元，一开始也被质疑为“作秀”。但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温州全市公务接待费用平均下降27%，这就是把“作秀”做成了实事、好事。

　　当然，“吃馒头”让人家觉得很不真实，也说明现在我们的干部当中，能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还是太少了。当节俭的行为看起来成为“另类”，一定是因为不节俭的行为太多。因此，转变干部作风，还需要常抓不懈、落到实处。

　　鼓励“作秀”，对顽固者也是一种撬动。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要让干部从作秀到作为，关键是监督要持续发力。一时作秀，想的是让身边的“眼睛”看见。如果无数双“眼睛”都盯着，且一直不断地盯着，那“作秀”者就不敢再阳奉阴违，肯定会不得不坚持下去。长此以往，遵守规定、严守纪律的习惯也就养成了，监督的机制也就能见到成效。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制度建设、细化餐饮标准，还要大力引入群众监督、严格追责惩戒。如此，才能使干部的行为不止于“作秀”，而是有所作为，把行为变成一种习惯，落实中央规定的各项要求，并最终内化成自身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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