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半月谈半月评论

　　日前，有媒体派出记者赴多个省份暗访，实地调查与县领导见面难度，却屡屡遭遇办公室不挂公牌或被拒门外等情形。“见个县官这么难”，一些网友如此感叹。

　　作为基层领导，县委书记、县长密切联系群众本是应有之义。县域范围内，普通人有事找人，不仅打不着照面，甚至连“门”都找不到，确实不该。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推行以来，为政新风自上而下涤荡人心，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亲民爱民，基层干部让人吃闭门羹尤显突兀。

　　也要看到，“县官难见”的现实图景，背后隐匿着基层治理的深层困境。有事情为什么非得见县长?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十分值得思考。这其中，自有“找领导好办事”的普遍社会心态，但恐怕还是问题通过寻常途径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根源则在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短板、缺失。

　　试想，如果按照规定程序、经由具体经办人员，事情在村组、社区、办事大厅就能得到圆满处理，何至于让老百姓回归“人治”思维?如果政务信息公开到位，群众能方便找准“有关部门”，且事项得以照章办理，谁还会费尽周折、向上求解?此前新华社报道称，某县许多农民从没见过乡镇领导，甚至不知现任乡镇长姓名，一些村民小组的干部去乡镇办事找领导时，也常扑空。在这样的地方，就算县长想见群众，怕也见不过来，只能感叹力有不逮。

　　实际上，要求主责领导随叫随到、有求必应，既非制度化的办事程序，现实操作性也不强。如果任何事都要“一把手”亲自拍板、督办，不仅领导成了门卫、办事员，也反映出政府部门政务分工模糊，行政效率低下。比如，各地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往往成为新闻热点而被广泛关注。公众对领导电话的强烈现实需求，勾勒出这样一种社会生态：凡事必须找政府，搞不定就找“一把手”。山东菏泽公布领导电话后，一年之内各级领导干部接听的市民来电逾15万个，单单几个“一把手”的电话，根本无法承受公众对行政效率期待之重。

　　设立公众接待日、定期接听县市长热线、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等，是政务创新的可行手段与方式，能一定程度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值得嘉许。但要想真正增强为民办事的实效，根本途径还在于促动下级职能部门搞好政务公开、紧密联系群众、严格依法行政。

　　“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这种怪圈循环中的“难”与“不难”，从两方面提醒我们：完善行政制度、培育法治理念刻不容缓。近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基层，如果依法行政能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速，则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可期。到那时，县长大可“垂拱而治”，“县官难见”也自然不会再成热点。

2010年3月28日14时30分左右，中煤集团一建公司63处碟子沟项目部施工的华晋公司王家岭矿北翼盘区101回风顺槽发生透水事故，初步判断为小窑老空水。事故发生后，已确认109人安全升井，尚有153人被困井下。6月21日凌晨1点40分左右，河南省平顶山卫东区兴东二矿发生火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已确认入井72人，已生还26人。10月16日早晨6点左右，河南平煤集团平禹四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井下当时共有276人作业，事发后239人撤至地面，37人被困。

今年频繁发生的矿难事故，让我们在悲痛的同时，不禁开始探求事故的渊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华图特别从公务员申论考试入手，深入分析“矿难”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供考生参考。

表面上看，矿难频发有安全生产基础差、法制意识淡薄、矿工维权难这三大原因。倘若作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发现它们背后还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如管理者认识上的误区、经济粗放型增长、监管机制不合理、教育国策失误、新闻自由度提高等等。

具体原因如下：

1、安全生产基础差。我国不少煤矿自然开采条件恶劣，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管理上漏洞诸多，抵御事故灾害的能力不足，对防范伤亡事故没有把握。

2、法制意识淡薄。目前中国有一系列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和法规，如《劳动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和《煤矿安全规程》。虽然它们还有待完善，只要认真落实已有的规章制度，大部分矿难本可以消弭于萌芽状态。可以说矿难最直接的原因，是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法律法规没有落实到位。

3、矿工维权难。尽管《煤炭法》第42条和《矿山安全法》第23条都规定了矿山企业工会应当依法维护职工生产安全的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但本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在矿工面临死亡威胁时缺位了。另外由于矿山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工作机会的稀缺，很多人最担心下岗，煤矿侵犯矿工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据知情人士透露，陈家山煤矿矿工的待遇每况日下，有时一些劳动保护用品都得矿工自己购置。面临“停职停工”的威胁，无处主张权利且生活无着的他们，明知下井工作有生命危险，也只好妥协。

4、伤亡赔偿标准过低。安全生产的技术设备非常昂贵，当矿工死亡补偿过低时，矿主就会受经济规律驱使，在安全上偷工减料。煤矿开采的暴利和矿工生命的廉价，使一些矿主视矿工的人命如草芥。

5、经济粗放型增长导致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长。当煤炭生产的利润空间加大，超负荷生产成为顺利完成财政指标、刷新GDP的首选。一些矿产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置安全和生态保护于不顾，超限开采、超负荷运转;一些小煤矿则把矿工当作赚钱机器，有些已取缔的小煤矿也死灰复燃。可以说，矿难频发是高能耗、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市场反应。

6、监管机制有缺陷。教训证明，本应是煤矿安全监管者的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往往会成为煤矿直接或间接的经营者。作为一些地方的主要产业，违法违规经营的煤矿能解决就业问题，也是主要税源，一旦取缔，会使当地政府发生财政困难。直接的利益驱动使裁判员成了运动员、监管者成了保护者。

(二)解决方针

二、概括剖析

环境保护问题是关系人类生存环境、生存质量、经济发展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的基本国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措施对策

A、提高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使基本国策深入人心；

B加强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环境保护的科技含量；

C加大环境保护治理的资金投入和重点区域（饮用水源、农业用水、重点江河治理、草原、森林、植被、稀有动植物保护）的治理；

D、加大执法力度、查处违法案件；

E、建议实行垂直管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F实行问现制  

2.特大事故频繁发生。2003~2006年，全国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26起，平均每年发生132起，不到3天一起；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平均每年发生14起，不到1个月一起。特别是2005年第三季度以来相继发生了三起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别重大煤矿瓦斯事故，损失惨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3.职业危害严重。截至2005年，全国累计检出尘肺病患者58万余例，每年新发尘肺病超过1万例，累计因尘肺病死亡近14万人，病死率22%，尘肺病现有患者44万余人；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500万人以上。

4.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问题突出。

煤矿：在工矿商贸企业事故中，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特大事故突出。2002~2005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为6282人，约占工矿商贸企业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41%以上；特别是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多发，平均每年发生50起，约占工矿商贸企业特大事故总起数的78%；平均每年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约8起，占工矿商贸企业特别重大事故总起数的80%左右。

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事故多发，社会影响大，后果严重。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493起，死亡727人。

烟花爆竹：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烟花爆竹事故162起，死亡324人。

特种设备：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特种设备严重以上事故311起，死亡292人。

建筑：建筑业事故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1160人上升到2004年的2789人，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4%。

火灾(不包括森林、草原火灾)：火灾事故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2002~2006年平均每年发生火灾事故24.5万起，死亡约2400人，死亡人数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1%。

道路交通：道路交通事故总量大，死亡人数多。2002~2006年平均每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约68万起，占各类事故总起数的70%；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以上，占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的78%。

水上交通：水上交通特大事故时有发生，损失巨大。2003~2005年，全国共发生水上交通事故2013起，死亡1451人，沉船1017艘，直接经济损失约7亿元。

铁路交通：铁路交通事故(含铁路路外事故)起数多，死亡人数总量大。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事故约1.2万起，死亡约8300人。

民航飞行：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巨大。1994~2003年我国民航运输飞行重大事故率为0.62次/百万飞行小时，与航空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差距(美国同期为0.169次/百万飞行小时)。

农业机械：2002~2006年农业机械事故平均每年死亡约2349人。

渔业船舶：2002~2006年，全国渔业生产性事故平均每年死亡392人，渔业船舶水上交通事故平均每年死亡684人，合计平均每年死亡人数约为1040人。

原因：

1.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安全生产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存在重经济、轻安全的倾向，安全生产未能真正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企业总体发展战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还没有落到实处，安全生产还没有成为绝大多数企业的自觉行动。

2.安全...

2.政策的制定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大、透明度不够高、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

3.少数政府机构及公务人员滥用权力和各种“假大空”的失信行为，阻碍了社会信任程度的提高。

4.一些机构和工作人员的言而无信，缺乏责任感，欺上瞒下，以权谋私，乱收费乱摊派。

原因：

1.没有摆正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位置。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仍受权力本位、官大于民的传统观念的支配，认为政府的权力是可以不受约束和任意行使的。极少数甚至认为，政府是为着公共利益行使权力，因而可以享有不守信用的特权，以至于滥用公共权力。

2.没有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冲突。常常只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以致牺牲诚信，损害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3.没有准确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和科学发展的关系。片面追求发展，而忽视科学、持续、协调发展，以致为着所谓的“政绩”和“发展地方经济”，不负责任、不求实际地大干、盲干，乱许愿、乱承诺，甚至弄虚作假最终失信于民。

4.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信用体系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对策：

1.建立社会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制度。在保证经济社会安全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加快解决公共信息依法公开和共享问题，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和听政制度，以获得社会对政府的信任。

2.政府的决策要科学化(包括决策内容和决策程序两方面)。政府的决策，特别是重大的决策都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程序来完成。

3.政府的决策要民主化。政府的决策尽量要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公众的作用。

4.加强监督制度。探讨党内纪检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察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等监督形式合作的可能。对不讲诚信问题进行曝光，形成对政府部门承诺的监督网络。

5.重视诚信教育，加快诚信体系建设。例如，可以开展建设“诚信海口”活动，培养“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培养他们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切实加强对公务人员的思想教育，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诚信问题。

6.切实推进依法行政。要建立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把政府的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防止行政恣意和滥权行为的发生； 公务员应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滥用权力，不以权代法；建立公务员守信规则。建立公务员信用档案，加强纪律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