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公务员

　　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通山县一名女子因结扎手术导致大出血死亡。事发后，当地计生部门与家属签订“补偿协议”，要求家属拿到100万元后“自愿放弃责任追究”。面对“花钱封口买平安”的质疑，该县宣传干部表示，“签协议与出钱的是当地计生部门下属的计划生育指导站”，“不是财政拨款”。

　　10日，通山县发布了对这一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但对媒体报道中所说的补偿金问题却未有提及，然而，这正是此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的重要原因。

　　在事情经过披露尚不充分、责任尚未厘清之时，100万元横空而出，试图对此事进行一个了断，让人疑窦丛生：名不正言不顺的一笔钱，如何裁断得了如此疑窦丛生的生命拷问?这是什么钱?如果是对一起医疗事故的赔偿，100万元远高于同类事故的赔偿额度，显然有违民事赔偿常理;如果是对公共部门涉嫌渎职的变相补偿，行政过错光有钱的代价没有责任代价，又是说不过去的。再说这钱从哪里来?作为公益事业单位、享受财政拨款的“计生指导站”，如何出得了“不属于公款”的100万元?若说“肯定不是财政买单”，赔款支付凭证上资金来源栏目缘何显示“财政拨款”，付款人为何是“通山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这些年，一些地方信奉金钱逻辑、相信钞票能摆平一切。葫芦起来了只管先摁下去，不管是政府出钱，还是当事方出钱，只要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怎么掏钱都可以。至于事件本身承载的真相、是非、法律、道义，往往忽略不见，最短时间把“火”灭掉就是最高逻辑。被舆论谴责为“花钱买平安”。遗憾的是，非正义的手段，从来就结不出正义的果子。敬畏真相，敬畏法律，敬畏道义，这是社会共生的规则。否则，如果任由黑与白不问、是与非不究，一个窟窿看起来堵上了，其实会成为更大的窟窿。

　　尽管当地政府认为协议“非政府所签”，尽管他们给负领导之责的县人口计生局分管领导及县计生服务站站长以行政处分，但很多人仍将这100万元理解为“封口费”。因此，如果此事就这么不明不白、不了了之，必然将向全社会释放出“糊涂”的情绪与信息：生命权第一的理念是糊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对公民知情权、节育手术安全保障权的规定，仍可能在“计生一票否决”的压力下被当成耳旁风;行政守法的边界是糊涂的，基层执行者会误以为“代表公家”伤害私人权益，是可以受到变相保护的，搞出人命也不用自己扛;社会正义的信念也是糊涂的，“医疗事故”过程中有无“权力滥用”?社会各有解读的后果，必然以公权信用继续透支为代价……我们岂能容得这等不明不白的糊涂账?

　　不管花谁家的钱，买个别人的平安，让全社会承受代价，都是不对的，也是不义的。惨剧已经发生，生命无法挽回，怎么面对却由活着的人决定：唯有把事实真相弄清楚、把责任认定向公众说清楚，让医疗的归医疗、权力的归权力、法律的归法律，才能最好地呈现一条生命拷问出的社会正义与秩序的灵魂，社会共生规则才能得到最严肃的塑造。死者需要如此告慰，家属需要如此慰藉，社会公众也需要如此建构正派的情绪，这是任何公共事件面前，唯一正确的应对逻辑。

　　过去十年用户每年增长将近1亿，100多万名员工每年实现营收11000亿元、净利润超过1500亿，如果工作在这样一个行业，你是不是感到特别踏实?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曾经非常笃定的答案，如今变得不那么确定起来。十多年来风光无限的电信运营商，正面临着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技术挑战。这些天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微信收费问题，成为这一挑战的最新注脚。

　　微信，这项民营公司推出的免费即时通信业务，只用了两年时间，用户数就已超过3亿。它给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带来的困扰，远远大于它所创造的网络流量收入。

　　这种困扰，用中国移动的话来说，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微信挤占大量信令通道，影响了其他用户的通信质量和效率;二是因为存在网间结算，微信产生的数据收入，不足以抵消移动由此向电信、联通支付的费用，这相当于让移动替微信埋单。正因如此，“微信收费”——运营商向微信服务商腾讯收费——成为一个“需要坐下来谈”的现实议题。

　　这些技术性的细节，对于普通用户而言，不那么好懂，也用不着全部弄懂。真正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微信等新应用对短信和语音通信等传统电信业务形成的巨大冲击。

　　事实上，互联网对电信业的冲击，早在世纪之交就已在欧美市场掀起风暴。而当时刚刚融入全球信息洪流的中国电信业，由于第二代移动通信的急速扩张，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从2001年到2012年，我国手机用户净增10亿，巨大的“人口红利”，掩盖了运营商向互联网转型滞后的危机。与业务规模的扩张相比，技术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成为一个相对次要的选择。

　　公平地讲，运营商并非全然没有创新意识。孕育于悉尼奥运期间的“移动梦网”模式，就堪称创新杰作。此后数年中，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众多互联网企业，正是靠这一创新模式的庇护，度过了艰难的初创岁月。而飞信、翼聊、沃友等即时通信业务，也都是运营商们为应对挑战做出的创新努力。

　　然而，要由资金密集、高门槛的垄断行业，走向开放、竞争，从产业链的主导控制者转型为平民化的产业链参与者，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把“脊背发凉”的危机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其间的阻隔，何止千万重。“体制僵化、技术理念落后、包袱沉重、创新乏力”，工信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韦乐平对电信企业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每18个月设备性能提升一倍，互联网新产生的信息量，是此前所有信息的总和，“摩尔定律”依然支配着今天的互联网和电信业发展。短短数年间，摩托罗拉、朗讯、诺基亚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电信企业，都遭遇了严峻考验，市值高达近3000亿美元的北电，更已不见踪影。在这样一个“不求变，即死亡”的产业环境中，仅靠防御和守成，无以挽回“无边落木萧萧下”的颓势，惟有奋力创新，才有再现辉煌的可能。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微信收费”卷起的风波，是对电信运营商最好的警示。

　　禽流感来袭，全国的目光强力聚焦，盖因公众太容易联想到10年前的非典。现在，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公众都深知，在疫病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牢牢维系民族凝聚力，让人们科学对待、沉着应战的首要一条，就是权威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

　　我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洞悉这一点。曾经，在负面事件出现时，一些部门和媒体会本能地选择沉默和观望，以致错失权威信息披露的先机。其后果不但影响决策的效率，更导致不实传言甚至是恶意谣言漫天乱飞。结果，随后即使公开再多千真万确的信息，却因明显滞后，导致政府公信力大受损伤，深陷所谓塔西佗陷阱——哪怕说了真话，也难以取信于民。

　　当年非典的信息披露，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些地方政府最初怕伤及稳定，选择瞒报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但使各地因放松警惕而导致疫情扩散，公众的心理恐慌或猜疑也伤及了政府诚信与社会稳定。接下去，北京市和卫生部主要领导因为对此负有责任，相继职务变动。媒体也开始了铺天盖地对非典疫情发展和应对举措的报道。公众在潮水般涌来的准确、透明的信息披露面前安静下来，人心重新凝聚，疫情传播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抗击非典的曲折，充分印证了，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抚慰公众的焦灼无助。这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历史进程，具有意味深长的里程碑意义。

　　现在，多地都在逐日发布关于禽流感的最新讯息。比如上海，时常会有紧急新闻发布，发现新的病例，及时向公众报告;公众疑心疫情与死猪相关，也立即采样化验，释疑解惑。南京发现麻雀群死异常，卫生部门闻报随即介入调查。兰州有传出现禽流感病例，卫生部门查验后第一时间发布此信息不实……

　　是的，仍然会有公众质疑，比如为什么事隔20多天才公开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为何证实与死猪无关却只需一天?媒体也在耐心解释，对未知病毒的检验需要时间，而排除明确病毒感染则相对比较容易……

　　其实，公众的质疑，也是一种正能量。唯有不懈的质疑，才会不断砥砺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力度，才会在权威解疑中修复社会互信。有的时候，人们对所有信息发布、哪怕是权威发布，一概抱持“我不相信”的态度，这使信息有效沟通、社会有效管理、危机有效防范的成本大大增加，也使信息社会的伦理规范被动摇，社会的互信基础则在谣言不断引发的集体性焦虑中被渐渐蚕食。

　　片面地指责“我不相信”，于事无补。唯有充分的信息公开，靠对瞒报行为的惩戒，方能锻造政府坚实的公信力。而对付个别恶意的网络谣言，除了完善相关法律，加大对恶意造谣者的惩处力度以外，最有效的撒手锏，依然是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

　　谣言止于公开，互信缘于透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起发生在河南中牟，另一起发生在湖北巴东，一个因不满土地被占用，另一个不满财产补偿，一人死于铲车之下，另一人则被水泥罐车碾轧致死。相隔仅3天，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让人触目惊心。”央视《新闻1+1》4月1日播出的《制止农田里的“强拆”》，再次让我们直面这两起悲剧背后的沉重话题，并思考碾轧事件中的生命尊严和社会正义。

　　据报道，巴东肇事司机谭某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县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而中牟碾轧事件中，此前有报道称死者家属与肇事方弘亿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2日，肇事司机王某被批捕，当地公安机关展开进一步深入调查，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报道见今日8版)。事件性质如何界定，生命能否得到尊重，期待相关部门能够给出一个公正客观的处理结果。

　　然而，两起“碾轧”的导火线，都与土地有关，与农民维权有关，肇事司机又都受雇于施工、执行企业。这样的个体悲剧，便很难让公众简单地归结为司机的“意外”。在证据与事实尚未全面公布之前，公众难免揣测：一辆速度并不快的铲车，开到了死者的承包地上，在争执与纠缠中发生了血腥惨剧，司机有没有受到指使?中牟宋合义事件发生20多小时之后，先是中牟县认证微博发布称“意外事故”，后涉事企业负责人强调死者酗酒，如今警方又认定司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以及死者家属与涉事方弘亿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让人们更多了不少担心：虽说核实事件细节需要时间，但官方“意外”的判断是否给得太草率?是否有偏袒涉事企业之嫌?退一步说，就算真的纯属“意外”，三天两起的“意外”，以及此前也曾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维权农民死在自家土地上的流血事件，其间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追究?

　　事实上，公众对碾轧事件的关注，不仅在于事件本身的残酷，对死者的同情，更重要的，还包括对土地征用合法性、相关赔偿合理性的质疑。事件背后有无利益驱动?涉事企业的责任在哪里?民事赔偿可以存而不论，但行政层面，我们应当追问：征地是否具有合法手续?在基本农田建设酒店等永久建筑是否合法?如果存在问题，那么当初又是谁来审批，如今又该谁来担责?这样的征地背后是否潜藏有其他渎职腐败?查清这些问题，让责任链上的每一个人都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远比强调死者体内的酒精含量重要得多，也更有助于杜绝此类碾轧悲剧——在法律上，农民在自家土地上醉酒没有任何过错，与加害行为之间也没有多少逻辑关联，不能成为克减犯罪责任的理由。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首要的就是在个案当中，尽最大努力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因为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也是法律保护的基准线。当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法治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统一，准确预判法治风险，敬畏生命、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保护失地农民利益，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是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共识。

　　苹果公司在中国，一直是以励志片面目出现的，乔布斯的传奇恨不得成了创新的楷模。近些日子，这部苹果励志片忽然有演变成烂片的趋势：无视中国消费者、售后服务分三六九等、涉嫌偷税漏税、被抓到错处还死不认账……甚至还好意思自我称许“为消费者提供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中国有句古话，桔逾淮而为枳。据说，苹果在美国本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不敢太傲慢，何以跑到中国，就“无与伦比”地耀武扬威了呢?

　　按理说，中国市场应该是苹果的“金主”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市场在支撑着苹果的骄人业绩。有报告显示，中国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上一季度，包括零售在内，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达73亿美元;在苹果公司去年12月份的收入增长中，中国占34%，比美国本土还高。那么，西方这枚苹果，对自己东方的衣食父母倨傲的本钱在哪里呢?

　　一方面，或有西方人传统的优越感在作祟：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古国，咱拿高科技侍候着，您还指望和咱享受同样的售后?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本性也让这枚“苹果”变得疯狂，如果得罪了中国消费者，没有任何风险，还会减少成本，人家何乐而不为呢?

　　还不光是“苹果”，中国的消费者在面对那些西方所谓名企耍大牌时，经常会有一种无力感。仿佛他们进入中国就成了天然的规则制定者，充分享受“店大欺客”的特权。而我们的工人或消费者只能隐忍其轻慢，毫无还手之力。那些曾经被我们推崇的源自西方的市场诚信原则，对消费者的善意，以及顾客受损的巨额赔偿之类广为流传的传奇，换个地方，何以就突然变脸了呢?一些曾经嘲笑中国诚信匮乏的西方大牌，它们自己的“诚信”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关键在于，中国消费者的靠山何在?我们有没有对付苹果之流的利器?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企业，都不是天然的慈善家，都不可能站在道德高地上任人膜拜。要想保护中国消费者应得的权益，唯有加强监管一途，让它们因为“得罪”了消费者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才有可能乖乖就范。

　　这个监管，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法律和政策，二是市场监管机制。现在，我们这方面还有一些漏洞，让苹果明明钻了空子，还敢得意地百般狡辩。狼闯进羊圈，叼了羊、咬了“上帝”还扮无辜，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监管，亡羊补牢迫在眉睫。

　　当然，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则仍然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管这企业有多大来头，也跳不出这个基本原则。如果非要挑战中国消费者的爱心和耐心，非要继续无赖下去，再风光的企业、再牛的大牌，也会有盛极而衰的那一天。

　　至于我们，一要扎牢自己的篱笆，还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个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又一起“下水道吃人”的悲剧发生了。22日的暴雨夜，女大学生杨丽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一处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走，下落不明。事发后，当地公安、消防、卫生、市政、街道办事处等均派人赶赴现场救援，媒体也将聚光灯对准吞噬生命的洞口，网友纷纷祈祷落井者能奇迹般生还。

　　伤感、愤怒、期望之余，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几个老问题：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井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部门来管井盖?为什么大雨就能冲开井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九龙治水、管理部门推诿、防范不够、整治不力，而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城市规划不合理、排水系统老旧。

　　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长期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策，而不愿去改变造成结果的真正源头。

　　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忙于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惜动用地下管线专家“会诊”，却没空想一想，为什么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热力等都要“各自为井”;城市道路拥堵，车辆限号、购车摇号本都属临时管控，却逐渐习以为常，延缓了优化交通规划、城市布局。

　　渐成常态的治标就这样代替了治本，以至于井盖管理应急处置中心都成了正式编制。而一提到治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出了状况先以非常措施救救急，缓下来后，治本又被一再搁置。许多城市就这样成了生病的美人，地面光鲜靓丽，地下炎症不断，靠的是擦粉装头面，直到拖得转成慢性病，最后不得不移肝换肾。

　　管理者缺少治本的动力，甚至缺少治本的思维，原因何在?为官一任，根治下水道这类事情，利虽长远，功却可能不在当下。这就造成了一种短视的政绩观：任上看不到成绩的工作不急，积重难返的问题往往是出了人命才能高度重视，媒体曝光才能协调出动，上面检查才能突击应对。

　　约翰?奈斯比特曾在《中国大趋势》中提到，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下水道问题，单靠指令或是单靠民意都无法根除。上级政府部门首先必须改变问标不问本的政绩考核办法。有不少市长，因为大水淹死人而被问责，却没有哪一位市长，因为水漫城区而请辞。下水道等平时看不见的民生工程也应该严格纳入考核范围，通过立法或行政界定直径和深度等具体标准，确立阶段性目标，达不到就要问责。这就能够迫使城市管理者重新评估治本的价值。

　　同时，民众也需要为治本提供动力。惋惜消失在下水道的女孩，更要持续关注本城市的下水道改进，经常出谋划策、时刻监督政府的进展，当然也包括承担升级改建下水道带来的成本。

　　治本，难度总是会远远超过治标。无论对于管理部门还是民众，都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斗争、局部调整和整体调整的博弈。提升治本动力，需要全社会思维的共同更新。